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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

  两汉以来,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,战后基于“柔远人也”的观念,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,与汉族杂居。如汉文帝时,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;汉宣帝时,纳呼韩邪“保塞内附”;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。凡此种种,皆为“容胡”措施,即使曹操将降附的匈奴分为五部;分别居于山西汾水等地,也不能挽回局势。

  东汉末,政府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,乃以降服的胡人为兵,保卫疆土,如汉灵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。魏晋政府亦继承这“用胡”政策,曹操用氐族兵、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、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。

  胡人盘据的危机:五胡盘据中国北部,产生不少危机。匈奴最早内徙,至汉末已散居山西(并州)一带;羯为匈奴别支,居于并州、污庭。曹魏更将匈奴编入军队,增强战斗力。至于羌氐,早在汉时已叛服不常,为半耕半牧的民族,并保留酋长制。惠帝末年,凉州、益州杨千万、齐万年之乱,便是由氐、羌人领导。诸族内徙中原,情况十分严重。武帝时,郭钦指出“西北诸郡,皆为戎居”。惠帝时的江统亦强调关中百多万人口中,“戎狄居半”,并州匈奴五部之众,人至万万。随时会引发变乱。

  西晋初年,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、渭二水流域,势如弧形,包围晋都洛阳,形势极不利。故武帝太康初年,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于塞外,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,武帝不纳。惠帝元康元年,山阴令江统作《徙戎论》谓,若不立刻徙胡,晋室岌岌可危。亦不为惠帝接纳。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,既无法徙胡,即使要他们“各附本种,还其旧土”,亦不可能,故所有徙胡之议,成为一纸空文。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,却不教化,只有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;又以胡人为兵,这情况于八王之乱时更普遍,如王浚,司马腾用鲜卑人,成都王则用匈奴。在用胡策略下,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,只要时机一到,便起兵作乱。

  八王之乱后期,匈奴刘渊据平阳、氐人李雄据成都,晋室已告分裂。羯人石勒、王弥,更率军队乘虚流窜,蹂躏大河南北。

  怀帝永嘉二年(308),匈奴刘渊自立于平阳,建立汉国。两年后,其子刘聪继立,派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;时怀帝以荀晞讨东海王越,越病死,王衍率兵还东海国,为石勒所破,晋军力大削。

  永嘉五年,刘聪再派王弥、刘曜、石勒攻洛阳,城陷,杀王公士民三万馀,并掳怀帝北去,史称“永嘉之乱”。从晋武帝篡曹魏,到晋愍帝出降,西晋国祚仅历五十一年。

  次年,安定太守贾疋迎立秦王业为太子,却传来怀帝遇害消息。司马业遂登位为愍帝,改元建兴,都长安。

  建兴四年(316),匈奴刘曜陷长安,愍帝出降,被掳至平阳,西晋亡。劳干剖析永嘉之乱谓:由于“据守江南的人勤王不力,对京师不作有效的援助。”亦备一说。

  自永嘉乱后,开启北方五胡乱华的局面,中原陷入胡人分裂混战近130年,影响深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