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屡屡有蛮族豪帅起兵的事情发生

  刘渊屡屡想为晋王朝出力,当然也想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,但是都被晋朝拒绝了,理由各种各样,其实核心原因就一个: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!刘渊及其家族的历史

  其实刘渊在晋王朝仕途努力的失败其实是可以想到的,西晋初年,内迁的匈奴、鲜卑等民族与晋王朝之间的矛盾复杂尖锐,屡屡有蛮族豪帅起兵的事情发生。这时候,传统的“夷夏之防”观念再次盛行,早在曹魏时期,司马懿的得意门生邓艾就说过:“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,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,塞奸宄之路。”

  邓艾的意思是把与汉人杂居的羌胡民族迁出去,与汉人隔离,以免在意识形态上污染儒家文明的纯洁性。后来,西晋的很多大臣都有过类似的建议,晋武帝时代的侍御史郭钦就对内地胡人的威胁做出了预测: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,胡骑自平阳、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,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、上郡尽为狄庭矣”,他建议“渐徙平阳、弘农、魏郡、京兆、上党杂胡,峻四夷出入之防。”

  晋惠帝时代的山阴令江统更是向朝廷呈上了《徙戎论》,建议从晋帝国内部全面驱逐胡人,并对徙戎的步奏方法作出了细致的规划,要达到“戎晋不杂,并得其所”的目的。西晋朝廷又没有勇气和能力实行江统这些人的主张,毕竟胡人内迁的历史太久,任何轻举妄动都会引发动乱。

  但是,西晋政府又没有真正把这些胡人整合进入自己的体制,消泯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性。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背景下,类似于刘渊这样有能力有抱负的胡人领袖难免心生异志,危机潜伏并滋长着。

  晋武帝咸宁五年(279年),刘渊的父亲左部帅刘豹去世,刘渊返回本部世袭左部帅之职,成为南匈奴政权的继承人,太康末年,又拜为北部都尉。当时匈奴贵族基本己经脱离其部众,无论是左部帅,还是北部都尉,都只是架空权力的虚位而己,但刘渊想把这些虚职变成实权,回到本部后,他开始利用自身的身份优势,构建自己的势力集团,“明刑法,禁奸邪,轻财好施,推诚接物,五部俊杰无不至者”。不仅匈奴五部豪杰归附他,就连幽州冀州一带的名儒、秀士,也不远千里,慕名而至。

  正在刘渊着力建构经营自己势力集团的时候,西晋统治中枢却发生了很糟糕的变化。晋惠帝即位之后,外戚杨骏辅政,他为了拉拢远人,树立私恩,正式封刘渊为建威将军、五部大都督、封汉光乡侯。在晋武帝时期没有实现的政治抱负,在这个糟糕的时代就要得逞了,刘渊的野心一步步膨胀。匈奴五部原来是曹操为了肢解分散匈奴势力而设计的制度,如今却有了刘渊这个核心领袖。

  西晋是个先天不足的朝代,统一了三国,但自己埋下了司马皇族内乱的潜因。八王之乱起,预示着大动乱的时代即将到来。司马诸王不顾江山社稷的安全,攻城掠地,为了扩充实力,消灭对方,竟相招揽内迁五胡民族充当兵源。匈奴诸部也受到波及,被卷入到西晋皇族相互厮杀的内乱之中。成都王司马颖掌权时,欲借匈奴部众为援,遂拉拢匈奴大都督刘渊,将其召至邺城,封为“行宁朔将军、监五部军事”。

  刘渊在司马颖帐下的时候,他的堂祖父,也是汉文化造诣极高的匈奴左贤王刘宣即召集五部匈奴贵族谋划:

  于是,刘渊被刘宣等匈奴贵族推举为五部大单于,这意味着匈奴政权在汉地重建了,晋王朝的丧钟敲响了。公元304年,在刘宣的策划下,刘渊逃至左国城(今山西方山县境内的南村),接受了匈奴大单于的尊号,很快聚集了五万多人。在当时的匈奴五部中,恢复呼韩邪祖业的政治呼声非常高,但是汉化到骨髓的刘渊并不想复制一个冒顿单于的旧匈奴帝国,他想的是君临华夏。

  既然想成为华夏的统治者,就必须实行华夏的政治制度。刘渊想到的是汉朝这个政治招牌,南匈奴与汉朝有和亲关系,汉朝皇帝是匈奴单于名义上的舅舅,而且西汉初年匈奴与汉曾约为兄弟之国。所以,刘渊找到了合理的解释,无论是甥舅关系,还是兄弟之盟,他刘渊都有资格成为汉朝的继承者。

  永兴元年(304年),刘渊在南郊筑坛设祭,自称汉王,赦免境内囚犯,建年号为 元熙。在刘渊设的宗庙中,并没有祭祀匈奴祖先冒顿单于、呼韩邪单于等人,而转祭汉高祖刘邦、汉光武帝刘秀、蜀汉昭烈帝刘备和太宗孝文皇帝刘恒、世宗孝武皇帝刘彻、中宗孝宣皇帝刘询、显宗孝明皇帝刘庄、肃宗孝章皇帝刘炟等所谓“三祖五宗”,刘渊还追尊 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。追谥刘禅是一个政治上的高招,当时蜀汉灭亡不过几十年,晋朝还有不少蜀汉旧臣,思念汉室在当时还有一定市场。

  永嘉二年(308年),刘渊正式称帝,大赦境内囚犯,改年号为 永凤,整个政治制度既有汉朝的帝国制度,也兼采匈奴旧制。刘渊的节奏和当年的刘邦、刘备非常像了,他能否重建当年大汉帝国的荣耀呢?